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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会恐慌。MERS暴发初期,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知情权大打折扣,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民间网站 “MERS MAP”甚至被称为“悲伤的自救之策”——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

惨痛的教训:MERS暴发时暴露的问题

最后,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并举是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因为经历了MERS疫情初期的防范与应对不力而造成的扩散,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韩国舆论高呼防疫或检疫即使过度反应也要提前应对。但韩国政府并未采取极端措施。同时,韩国政府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尤其不要聚集,保持距离等以最大限度降低病毒传播范围,但并未要求停工、停产,大部分国民的日常生活也并未受到太大限制。即使在大邱、庆北疫情大规模暴发、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封锁时,其封锁也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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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期重视度不够,应对不力,感染范围扩大。MERS患者最初在韩国确诊后,韩国政府并未认识到事态严重性,而是公开表明该病毒不会有那么高的传染性,也未能及时建议群众通过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防范病毒。同时,政府对病毒传播路径也未能清楚把握,更没有及时采取隔离等措施。这造成原本应该是治疗患者的医院,反而成为了病毒传染扩散的场所,收治患者医院内部出现大范围感染。此外,由于没有指定针对病毒有效的防范指南,尤其对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界定出现问题(与感染者距离在2米以内,且在同一空间停留1小时以上),以致于首例患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在政府界定的密切接触者范围内的人感染MERS。

韩国抗疫措施与危机应对能力依然面临考验

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不久前,韩国政府刚发布了一则针对自欧洲入境人员的防控措施:3月22日0时起,韩国对自欧洲入境的所有人员不分国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以尽量避免新型冠状病毒自欧洲输入引发新一轮韩国国内传播。

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评估了2020年和2021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宣布全球已进入衰退期,与2009年一样糟糕或更糟。因此,报告呼吁,应对疫情的规模至少应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

当然,韩国的疫情也是经历了大暴发后才又重新得到控制。韩国在前期严防死守1个月内只有30例病例,“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使形势急转直下,这也暴露了韩国防疫不足的一面。